控制投资过热一直是近年来我国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在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综合作用下，2006年投资增速有所减缓，但进入2007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又出现逐步走高之势。

    目前，我国投资增长偏快、投资率不断上升，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特征，投资率偏高问题更加突出。尽管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偏高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投资率偏高以及由此引致的问题已不容忽视，特别是在投资率较高的情况下整体投资效率低下更让人忧心。我们分析认为，出现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制度不完善的情景下，宏观效益与企业单个项目投资收益出现了比较大的背离。

    从目前来看，尽管国家已经采取了诸如节能环保等方面的政策，2007年下半年投资增幅有望放缓，但短时期内支撑投资高增长的基本要素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投资增幅依然会处在较高水平。因此，建议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一是通过改革逐步减弱地方政府靠投资发展经济的冲动；二是打破垄断，平抑行业投资回报差距；三是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以此来提高投资效率，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控制投资过热一直是近年来我国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2006年，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投资增长过快、新开工项目规模过大等问题，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和改善了固定资产投资调控。在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综合作用下，固定资产投资和新开工项目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遏制，200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增幅比上年下降2个百分点，其中，城镇投资增长24.5%，增幅同比下降2.7个百分点。但进入2007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又出现逐步走高之势。今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4462亿元，同比增长21.5%，比去年同期加快6.4个百分点。这表明，当前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势依然强劲。

    如何抑制投资的过快扩张，提高投资效率，促进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

    当前我国高投资率：既有合理性又潜伏风险

    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投资增长偏快、投资率不断上升，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2001年～2006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5%，远远高于现价GDP年均增长13.3%的速度，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GDP）从2000年的33.2%增加到2006年的52.5%，增加19.3个百分点，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随着社会储蓄的增加和国家积累能力的增强，以及社会基础设施和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不断加大，会出现投资快速增长和投资率上升的趋势。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都经历过一个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时期，但投资率都没有达到我国现阶段水平。如日本1961年～1973年经济增长率为9.7%，平均投资率为34%，韩国1966年～1979年经济增长率为9.2%，平均投资率为30.4%。显然，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相比，我国的投资率可以说已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投资率偏高已成不争的事实。

    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的高投资率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深化认识这一问题。

    首先，高投资率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无论是索洛和斯旺建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还是罗默和卢卡斯的内生增长理论，一致的结论是高投资率能够带来经济特别是短期经济的高增长率，说明扩大投资对于促进GDP增长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纵观世界上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必须要有较高的投资率，高投资率对应高增长是一条规律。

    1986-1995年，泰国和新加坡的平均投资率高达39%和37%，同期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最高的，分别达到9.4%和8.2%。就连主要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美国也是如此，美国1984年的投资率为21%，是近20多年最高的，与其对应的经济增长速度高达6.7%，也是20多年中的最高速度。

    目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基础设施大量增加，投资率很难降下来。同时，促进和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内的重大战略任务，而促进就业的根本和关键是要保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增长，当前我国经济增长还是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增长，这意味着不能忽视要素投入的重要性，投资率走高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必然。

    其次，我国投资率偏高有一些不可比因素。一是国家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引致了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加，而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加是多年被压抑需求的集中释放，具有一定程度的弥补历史欠账性质。

    二是我国的统计不太能准确反映消费与投资的比率。比如投资的实际数量统计偏高，虚报增加了投资数量；而消费的数量统计偏低，居民消费中有许多统计遗漏的项目。另外，由于价格原因也产生了一定的偏差。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消费物价偏低、投资品价格持平，如果用不变价来进行比较，投资率会低些。

    三是土地购置费用在拉高投资率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投资统计中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完全等同于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固定资本形成。固定资本形成中包括无形固定资产，但目前投资统计中尚没有包括在内；固定资本形成中不包括单纯的土地购置费用，但投资统计中包括了以出让方式和划拨方式取得土地所支付的各种费用。依据统计数据，2006年固定资本形成率为40.9%，远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比2000年也只是增加了6.6个百分点。购买土地仅仅改变了所有权，并没有创造增加值。因此，在判断投资率水平高低，使用那个指标值得商榷，至少应该明确，否则容易导致讨论问题基点的缺失。

    再次，高投资率潜伏的危机不容忽视。近些年，由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一些重化工业的大规模投资，引发了对钢材、水泥、能源、化工等相关行业产品的需求，使这些行业的产品价格猛涨，投资回报率提高，形成了供不应求的局面。这种局面和高投资回报率，又会刺激上述行业的投资，新一轮投资又会对基础设施和上述相关行业产品形成新的需求，如此形成了一个自我封闭循环。

    一旦这种循环的某一环节出现问题，投资回报率就会迅速降低，相关企业的还贷能力就会明显下降，银行的呆坏账也会上升，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同时，投资率长期过高，还会增加资源与环境保护的压力，也会使经济运行绷得过紧，扭曲经济结构，不利于投资与消费、重工业与轻工业、工业与农业的协调增长，不利于建立节约型社会，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破解固定资产投资之谜：宏观投资率不高与微观投资率高反差巨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投入的大幅增加所致。投入增加无可厚非，投资率高或说投资速度快也有其合理的一面，没有投入肯定没有产出，但问题的关键是投资效率低下，使得要取得一定的投资效果，必然要求投入更多的资本。

    应该说，投资效率低下已成为影响投资及经济健康发展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也是造成目前我国投资率畸高的重要原因。关于我国投资效率低下的现实，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予以分析。

    第一，投资效果系数低下。投资效果系数是指一定时期内单位投资量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量。也就是说，在一定时期内，单位投资量产生的GDP增量越大，表明投资的宏观效率越高；反之，单位投资量产生的GDP增量越小，表明投资的宏观效率越低。2006年，我国1元投资仅能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232元，远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第二，资本生产率逐步走低。若将资本生产率定义为一定时期内单位资本存量创造的产出(GDP)。根据有关专家的测算，资本生产率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而且从1995年开始我国资本生产率出现持续下滑的势头。

    第三，增量资本产出率有走高趋势。增量资本产出率是指实际经济增长率除投资比率，其数值越小，表明投资效率越好。1980年代以来，除“八五期间”有所下降外，我国增量资本产出率一直处于上升态势。目前，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明显高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高速增长时期的增量资本产出率。

    第四，中间投入使用效率不高。由2000年投入产出表显示，2000年中间投入占总投入的60.14%，反过来说，所有部门的增加值率只有35.86%，这是非常低的。其中，第一产业2000年中间投入占总投入的42.2%，增加值率为57.8%，第二产业2000年中间投入占总投入达到72%，增加值率只有28%，第三产业2000年中间投入占总投入的50.8%，增加值率为49.2%。与国际水平相比，增加值率明显偏低。

    如果说从宏观层面看投资效率不高的话，但从微观层面看，企业投资效益却未必如是，二者之间背离现象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