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19日，国务院做出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其中新闻出版总署取消19项行政审批项目，下放5项行政审批项目。新闻出版总署第一批取消了5项，第二批取消了4项，这三次取消下放行政审批项目有什么特点？对推进依法行政，改进管理部门职能将产生哪些影响？总署政策法规司副司长于慈珂日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记者(以下简称记)：于副司长，您好！这次总署取消和下放了24项行政审批项目，是三次取消下放行政审批项目中最多的一次，您能谈谈这次取消下放的项目，与前两次的不同之处和特点吗?

        于慈珂(以下简称于)：在2001年10月，国务院就开始部署进行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工作。总署党组对这项工作一直非常重视，石宗源署长多次做出指示，提出具体要求，使这项工作能够顺利展开，并取得了很大成效。前两次取消下放的项目较少，还没有涉及到新闻出版审批制度的要害问题，而这次取消下放的项目已经涉及到了要害问题，涉及到了政府行政职能转变的深层问题。比如，取消“设立出版物批发市场审批”项目、下放“设立可录光盘生产企业的审批”等。再一个特点就是，这次取消下放是在《行政许可法》颁布后开始的，有了法律条文的刚性约束，我们审批制度的改革原则和规范就更加清晰明确了。

        记：具体讲，总署取消下放行政审批项目，遵循什么样的原则，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于：对于新闻出版业来说，它不同于一般的行业，它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特性，在取消下放审批项目的时候必须非常慎重，要从严把关。对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印刷环节、发行环节所涉及的审批事项取消下放的多些，这个可以从三次取消下放的项目当中看出来；而对涉及出版主体资格审批的项目，取消下放的少些。无论多少，我们所遵循的原则，也是国务院提出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依法行政、转变职能的原则，就是要更多地注重服务，更多地依靠宏观、间接管理手段，更多地依靠市场调节和社会团体的自律管理。从目前来讲，进行行政审批制的改革，取消或下放审批项目，是行政机关转变职能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有力地推进了依法行政的进程，有利于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步伐。

        记：三次取消下放行政审批权，对管理者和从业者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有哪些问题有待解决？

        于：三次取消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影响是很大的。管理者和从业者反应不同是正常现象。对于管理者来说，需要重视纠正这样一些误区：取消下放就是放手不管了，或者不知道如何管了，长期适应以审批为主的管理方法，现在没有了审批项目，底下就会乱套。其实，对于这个问题，要从整体的、辩证的角度来分析。首先，取消下放一些审批项目，是国务院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依法行政的必然结果，是整个改革大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取消审批项目并不是放手不管，而是要完善其他的管理手段。譬如，可以强化事中、事后的监管。过去，我们强调的是事先管理，事中和事后的监管相对弱些，现在需要强化这种监管职能。三是从整体审批项目来看，取消下放的毕竟是少数，新闻出版的主要审批管理职能变化并不大，所以不能说取消下放一些审批项目就会乱。

        对于从业者来说，也有认识的误区，就是以为取消了审批项目，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取消下放了的审批项目，还有相应的管理措施，仍然要依法经营。比如，发行出版物，都必须是合法的，若违法就必然要依法查处。再如，下放到省里的审批事项，总署也有一个宏观调控手段，比如，可录光盘企业要限定总量等。

        记：也就是说，无论是取消还是下放，都不是放手不管，而是要保留宏观调控手段，给从业者更大的发展空间。那么，总署今后还会不会再继续取消下放一些行政审批项目呢?

        于：审批制度改革是一项长期任务，不会到此就结束了。我们会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和国务院的部署，有步骤地进行下一步的改革工作。为了巩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成果以及实施《行政许可法》，总署将马上颁布一个“关于取消下放项目的后续监管措施通知”。随后还要颁布“关于实施行政许可法、清理有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关于修改《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的决定”，“关于公布废止第二批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决定”，还要在7月1日之前公布“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所涉及的法律依据、程序和实施机构”的文件。这些都将为加快总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总署依法行政步伐奠定良好的基础。